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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时,美国的纳税者付出了上万亿美元的代价。面对已有市场的萎缩,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的担保超过了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的花费,美国纳税者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

 

同时,经济萎缩的持续影响不仅开始威胁到公司,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在2010年的早些时候,希腊因为不能够向世界债券持有者实现债务偿还而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蔓延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并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危及将欧元作为通用货币的16个国家。政府到处都充斥着空前的潜在不能被支付的债务。美国的危机最为严重,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笔预算:到2020年美国的国债加倍,达到22万亿美元,也就是美国经济的两倍。

 

很明显,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管理全球经济的老方法。但是,重新建立公共财政以及重新恢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服务业的长期信心,这不仅需要政府干预和新的规则,更需要一个建立在透明、诚实、协作等商业原则基础上的新方法。

 

金融体系并不是唯一一个急需彻底改变的系统。工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迅速衰退,与上文中描述的极好的可能性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其中许多已经为我们很好地服务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机构似乎已经冻结了,并且很难继续前行。当然,工业经济为我们带来了三个世纪以来持续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知识积累和革新,并产生了想象不到的财富和繁荣。但是这种繁荣让社会和整个地球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随着新兴市场中数十亿的人渴望加入全球中产阶级队伍,我们在工业发达经济中所享受到的财富和安全显然不能持续下去。如果我们继续以前的工业发展道路,那么当今的全球不稳定性就肯定会增强。我们相信地球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要么重新启动所有老的模式、方法和组织结构,要么就会冒公共机构瘫痪甚至毁灭的危险。这是停滞与重建、衰退与复兴的较量。社会现在拥有一个空前强大的平台供其支配,可以把解决威胁地球的很多问题所需要的人力、技能和知识聚集起来。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但它却日益成为被认可的主流声音。《时代》杂志最近竟然也适时地拉响了警报,对即将出现的问题进行警示。在一篇关于决定未来十年的十个思想的特稿中,克里斯托弗·海斯(Christopher Hayes)断言这是精英阶层的日暮时分。他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社会中几乎每一个核心机构——通用汽车、国会、华尔街、职业棒球大联盟、天主教派或者主流媒体——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堕落或不称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掌管这些机构的人,他们本是占据精英秩序制高点的聪明、勤奋的头脑。他们被期望能够确保事情平稳地运转,以此作为对他们权力、地位和酬劳的交换。但是在一系列的丑闻和灾难之后,隐性社会契约被毁灭,取而代之的是怀疑、藐视和理想的破灭。”那么我们在这些广泛的衰退之后能够做什么呢?海斯指出:新的十年,将是关于改良我们的机构,重新建立一个更值得信赖、更民主的十年。

 

事实上,证据日益明显,一种危险的情况正在酝酿之中。迄今为止,在北美和欧洲有1500万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的人已经失业;在法国和意大利青年失业率为25% ;在西班牙,40%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在这些层面上,我们讨论的是整个一代人的结构性失业,并且形势也没有变得乐观起来。青年人的工作似乎是经济危机以来最后一个恢复的,研究也发现:长期失业会对一个人的职业前景产生长时间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技能和教育都会迅速变得陈旧。一大批人将要落后的风险使得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探寻:他们怎样才能够防止“迷惘的青年一代”成为经济危机的长期受害者之一。已经有了前进的方向了吗?别指望政府或者大公司能够给出答案。

 

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对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的分析报告表明:5年以下的公司创造了美国将近2/3的新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在工作方面有一个持续的复苏,那一定是美国的企业家在带路。

 

确实,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迫使各个行业的公司为了生存而削减开支,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要顽强坚持,但这虽然是眼下必需,对长期成功而言却远远不够。从制造业到零售业,聪明的管理者开始在他们的结构和战略方面着手姗姗来迟的改变。

 

我们终于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经济局面,在这一点上确实正在逐渐达成共识。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问道:“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知道。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当前的经济不能够‘恢复’,因为它无法回到经济危机爆发前的状态。”相反,他建议:“我们应该询问新经济将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开始。”

 

这种巨变现在也开始蔓延到其他的领域——从大学、卫生保健、科学,到能源、交通运输业、政府。很多老的传媒大鳄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美国很多报纸不断倒闭,成为将要发生更大风暴的警报。杂志也已危机重重。你喜欢的杂志也许从未像现在这样陷入广告饥荒。书籍的出版收入也开始下降,只能通过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和苹果的iPad来挽救,而这两种方式都已经为这个行业产生了10%还要多的新收入。

 

总的说来,网络已经摧毁了出版业的商业模式。与像诸如《纽约时报》一样的大规模实物产业相比,网络报纸《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的出版和发行成本几乎为零。仅是编辑部这块,《纽约时报》就雇佣了超过1000名员工,而《赫芬顿邮报》仅仅雇佣了60名员工和数千个志愿撰稿人。因此,这个网站因为有2000万的读者而蓬勃发展。新闻业当然能够生存下来,但却不是按照现在的模式。核心的新闻价值,如客观、品质和真实能否继续流行,这仍有待观察。那么新闻工作者将靠什么来谋生呢?

 

全世界的医疗保健系统都处在重压之下,但没有哪里比得上美国。美国在1960年仅仅花费了5.2%的GDP在医疗保健上,但到了2009年,比例上升到了17.3%,这意味着美国现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在粮食上的投入。潜在的原因是复杂的,它包含了由于新技术的探索而产生的医疗新领域,也包括诸如老龄化和饮食紊乱等人口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因素。如果医疗保健系统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消费水平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很多迹象都指向了相反的结果。尽管是全球最大的花钱客,美国在卫生保健方面的表现在224个国家中只排到第49位,与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日本相比,更低的平均寿命和更高的婴儿死亡率与美国的花费极不相称。同时,大约460万美国人没有或者不能被医疗保险充分覆盖,他们像害怕得病一样害怕遇到医疗制度。即使是那些得到“良好覆盖”的美国人也经常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一项由哈佛大学研究员做出的研究证明:2007年美国有档案记录显示,医疗问题引起的个人破产占到了个人破产总数的62%,这一百分比令人震惊。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记录中有78%的人在他们生病的初期是享有医疗保险的。

 

更高层次上的原因是政府的不作为,医疗行业现行的模式很显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如果现行的增长轨迹继续下去,医疗花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会翻倍到4.5万亿,这将会摧毁周密的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并使得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危机中。

 

尽管政治家们用各种融资模型胡乱修补,但是医生和病人们都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社会提升切实的幸福和关心病人方面做出深入的变革,才足够保卫这个系统。正如一位多伦多医生迈克尔·伊文斯所说:“今天的医疗机构就像旧的媒体一样:集权、单方面、不可改变并且由那些生产和分发它们的人所控制。病人就是被动的接受者。”在新的模式里,病人将变得更像参与者——他们自我管理、为总体的知识做出贡献、相互分享信息、彼此支持并在管理自身的健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随着更多的严重问题隐约出现,为美国医疗事业的未来担忧显得微不足道了。水资源,或者更精确的说是淡水资源的缺乏,正在成为人类的灾难。28亿(大约44%)的世界人口都生活在淡水资源十分紧张的地区。这个令人不安的数字将会在2030年前上升到39亿。

 

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测定地球对淡水资源的需要。这个挑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需要一些聪明的头脑,在水资源短缺演变成冲突之前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在一个能力和财富逐渐增长的年代,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地方。

 

一些国家,像中国和印度,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极为成功地使得很大一部分人脱离贫困。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能够分享这份幸运。世界上每一分钟就有10个儿童死于饥饿。全球人口中有将近1/4的人努力寻找一种每天花费少于2美元的生存方式。如此多的一群人被这个现代世界整个忽略了,这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吗?而这种不平衡又将持续多久呢?

 

冷战的结束应该带来一段时期的持久和平。尽管每年都会在国防上投入1.46万亿美元,但是地球却看起来比以前更不安全。昨天两极世界中超级大国浮士德式的核僵局已经被一种不确定的危机所取代:暴戾的国家和暴戾的组织已经离拥有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越来越近了。我们面对的真正难题是,一个装有毒素或者爆炸物的背包或者邮寄包裹即有可能毁掉整个城市,而不是对导弹的控制。

 

最使人畏惧的挑战出现了:使整个世界逐渐摆脱对化石燃料的危险依赖,建立一个新的绿色能源经济,并使人类文明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持续下去。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步伐,离实现清洁能源方法的大众市场部署还要几十年的时间。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的CEO彼得·沃瑟(Peter Voser)说:“发展一项新技术,使它从实验室走向第一个商业工厂,你可能很容易就要花费10年的时间。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往往要再花费25年才能让这个新的能源模式取得全球1%的市场。”生物燃料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风能可以在2015年达到这个标准,这距丹麦建立第一个大规模的风能公园已经整整25年了。

 

投资确实开始增加了。中国最近在绿色能源技术方面增加了投资,根据一些账目显示,投资总数已经达到每个月90亿美元之多。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一般称为阿尔·戈尔)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看其能否在未来的10年里通过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气候友好型能源来生产每千瓦的电,他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着手实现这个雄伟的目标。这个目标即使在绿色能源行业的人看来,也是“野心勃勃的”。但是有一点越来越肯定:它将让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与绿色能源经济相关的挑战和机遇,这包含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协作和技术分享。

 

人们容易觉得这些问题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它们高度相关。极度的贫困为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些坐落在世界最穷的地方的国家,给恐怖主义者建立基地和操纵石油以资助恐怖行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天堂。谈到石油,整个世界对它越来越少的供给争抢不已,这就为未来全球更深的不稳定埋下种子。如果这还不算糟,那么失去控制的气候变化将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一种持久的紧急状态,这将会让海地地震这样的悲剧事件看起来只是一个热身运动。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建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经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治理再设计动议(Global Redesign Initiative),这个动议是为发展新的机构,来解决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超越区域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要以高效的、可持续的方式来培养应对当代挑战所必须的全球合作,我们现存的全球性机构就要求大规模地重新布线,并且,在价值观和政治文化方面做出基本的改变就成为关键。”他是对的。

 

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产品和服务的融合,跨国旅游和新的虚拟交互技术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更加复杂、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世界。人们更加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并寻求在正式的国家政治结构之外的表达方式。例如,当1945年联合国被建立的时候,整个世界仅有几十个非政府组织(NGOs)。他们当然不能在联合国的席位上就坐。但是今天,大约有10万个这样的国际化运作的组织,几乎涵盖了人类一直努力的各个领域。

 

施瓦布认为,结果就是世界公民“开始意识到全球性问题要求全球托管制度,如果仅仅依靠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特征的传统谈判机制,那么,一旦面对关键性的全球挑战时就远远不敷使用”。像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国际组织已经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市场环境和公共部门——不论是作为姿态鲜明的挑战者还是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合作者。

 

这样的转折点在以前也出现过。哈佛大学企业和政府研究中心的主任约翰·杰拉德·鲁吉(John Gerard Ruggie)警告说历史是会重演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把市场效率与更广的共同体价值相结合的教训,对这些来说很难实现。这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化黯然坍塌——它变成了被俄国极端左翼革命、意大利和德国的极端右翼革命以及日本的军国主义所接连发动的世界性战争,变成了经济大萧条、前所未有的经济波动和世界贸易的极度萎缩。”

 

曾担任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特别顾问的鲁吉认为:新的全球化时代要跟未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制定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他警告说,如果不能将重组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保护用某种方式植入全球经济,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动事件。换句话说,只有将市场的效率和共同体价值连结起来,才能支撑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社会。

 

(以上摘自《宏观维基经济学》第一章)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4-06-07  【打印此页】  【关闭
张理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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